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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网:辛亥史料新钩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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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布时间:2019-08-01 01:30:30   浏览次数:94
辛亥革命网:辛亥史料新钩沉

辛亥史料新钩沉——

《姚勇忱君致沈仲礼君函》

迄今可见的姚勇忱烈士唯一存世文字

方一戈

自从24岁那年,他壮怀激烈,毅然舍家别稚、投身民主革命之后,姚勇忱生前很可能就极少再回过织溪(穿越湖州织里的镇河)老街。其乡邻父老,很长时间里,多半只是依稀听闻他奔波在外,干着某一番“大事情”;直到1915年仲夏,35岁的姚勇忱不幸被袁世凯党羽所害、灵柩一度归葬织里高家坟,人们方才得知这个身材瘦削的血性汉子,原来一直是与秋瑾、陈英士、王金发等一批声名赫赫的革命党人在一起,披艰历险,冒死犯难,从事着推翻帝制、创建共和的惊天伟业。

姚勇忱离开家乡的翌年(1905),就在杭州蚕学馆(今浙江理工大学前身)秘密加入了江浙反清团体光复会;继又东渡日本,亲炙孙中山教诲并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铁杆会员,旋即回国,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者生涯。他先是协助秋瑾主持光复会的地下武装据点绍兴大通学堂,不意事败,秋瑾罹难。姚机智逃脱清军追捕,转移上海,同王金发等战友一道聚集到陈英士麾下,逐渐成为陈最倚重的“左右手”。武昌首义爆发后,姚勇忱衔陈英士之命,肩担数任,两度潜入杭州,与浙省同志秘议暴动大计;又于申城“进益里(起义指挥部)”坐镇调度,为沪、杭两地的胜利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民国开元,姚以同盟会浙江分会代表的身份,当选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(后为民国首届国会众议院浙江籍议员);数月后,出任同盟会本部驻上海机关部正部长,直接参与了中国国民党的组党事务。转年,当着袁世凯倒行逆施、悍然称帝复辟,姚勇忱在国会议员中率先愤起,通电声讨!袁因之“衔恨刺骨”,下令对姚通缉。姚勇忱毫无畏惧,由北国潜返江南,联络党人,继续反袁斗争。惜乎惨遭袁氏鹰犬、浙江都督朱瑞暗算,被诱捕枪杀于杭州百岁坊巷陆军监狱;就义时,犹身患肺疾,咳血不止……

孙中山痛悉姚勇忱牺牲,悼曰:“天地不仁,歼我良士!”民国政府在袁世凯倒台后,追认姚勇忱为烈士并予隆重厚葬(墓址原在杭州西湖茅家埠,现已移灵风篁岭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)。由于姚英年早逝,加以其当初参与革命活动多居幕后,经常承担的,是统筹策划、组织协调、以及制造炸弹、运送武器等危险任务,很少涉及文字性工作——虽然他也曾列名南社,与柳亚子等素有交往;在“二次革命”低潮时期,甚至用“劫灰”的笔名“客串”过文学翻译、藉以鬻文筹款,然而,终究时事久暌,岁月湮没,人们之前还未曾发现有任何出自姚勇忱亲撰的书面文字留存于世。这,委实不能不令一些关注姚勇忱的民国史研究者备感遗憾。

而姚亮先生,作为姚勇忱的在杭侄系后人之一,这许多年来,他锲而不舍,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烈士遗文的钩沉寻觅,利用各种机会,在历史尘封的故纸堆里苦苦梳搜。正所谓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。今年3月,循着一条极偶然的线索,他在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庋藏的一大摞纸质已然泛黄变脆的旧报纸里,发现了一则刊登在1912年1月25日《申报》上的短文,题为《姚勇忱君致沈仲礼君函》。这则短文,被编排(竖式排列)在当天报纸第七版下端的《来函》专栏内,实质是一封“公开信”,总共不过203个字,从内容及相关衔文分析,应该可以确定是迄今查见的姚勇忱烈士的唯一存世文字,弥足珍贵!姚亮先生欣喜难抑,在第一时间将该文的影印件邮传给了笔者。其全文如下——

仲礼先生阁下:

倾心有素,握手无缘,冒昧通书,死罪死罪。

兵兴以来,执事创办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之举,急公好义,景仰尤殷!惟闻贵社定章,凡捐助经费念五元者,即给与徽章,认为社员。此为筹捐起见,固属绝妙手续。惟红十字人员得有往来各处及深入战地之殊权,现在军事方殷,在在有汉奸踪迹,贵社徽章价廉名美,设有人利用之以售其奸,则贵社受念五金之益而时局将蒙不可测之祸,利害相较,昭然易见。

执事苟思及此,当亦寒心。尚祈瞻顾大局,别谋生财之道如何改良,并望赐福。

敬叩义安!

弟姚勇忱 顿首

1912年岁首,正是上海胜利光复、大局甫定之际。姚勇忱在起义成功后,与戴季陶、王金发等力排异议,推举陈英士入主沪军都督府;跟着,又领衔倡立“中华民军协济总会”,号召商绅捐款助饷,为新生政权的运行和扩军北伐,募集资金。众多民间社团亦竞相援手,各竭所能,效力共和;其中,就有沈仲礼担纲的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”。

沈仲礼(1866—1920),本名敦和,鄞县人,算起来同姚勇忱还是浙江老乡,长姚14岁。他思想开明、前进,早年留学英美,回国后涉足实业界,曾任全国路矿局提调、沪宁铁路总办、上海总商会董事长等职。1904年,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,沈仲礼膺秉“人道、博爱”精神,联合申城的中外慈善家,发起创建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”(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),组织医疗队,赶赴辽沈战地救死扶伤,赈济难民。此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今次上海光复,起义武装与清军巡防营在沪南、江湾一带激战,沈氏原本就有心“赞助共和”,当即亲率红十字会员深入火线救护;随后,又转入服务市民的抚恤、赈灾、防疫。繁重的工作量,使红十字会急需充实人手,同时也有追续经费的压力,沈仲礼便以万国红十字会“中方办事总董”的名义,在报端公告“征集会员”。其会员,分为名誉会员、特别会员及正会员三种;凡缴纳会费200元者,可成为特别会员;缴纳25元(即姚勇忱函中言及的“念五元”)者,则认为正会员。据说,此公告一出,短短三个月的时间,就发展了千余名新会员。而在彼际那个年代,胸佩一枚红十字会员徽章,乃是一桩颇为时尚的事情,有了这重身份,不仅能够得到民军(也包括官军)与地方机构的“一体保护”,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某些军事禁地或其他敏感区域。

姚勇忱因为时处同盟会上海机关部中枢,信息渠道多元,对整个局势的动向有比较深切的把握。他敏锐地察觉到,在眼下“军事方殷,在在有汉奸(按:应该是指依附清政府的奸细一类人物)踪迹”的非常时期,万国红十字会的这种“广授徽章”的做法,如果审核把关疏忽,管理失控,很可能会被某些居心叵测之徒钻了空子,“以售其奸”,从而给新生政权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,酿致十分危险的“不可测之祸”。因此,他迅即给沈仲礼“冒昧通书”,郑重提醒对方“权衡利害,瞻顾大局”,“别谋改良之道”——而之所以又采用了“公开信”的形式,提出这番告戒,大概还有借此引起全社会注意,来共同予以警惕、监督的意味吧。

事关紧要。沈仲礼对此作出的反应也是相当迅速的。就在姚勇忱公开致函的第三天、也即1月27日,《申报》于相同版面、相同栏目,刊出一则《红十字会复协济总会姚君函》。沈仲礼的这个约300字的复函,是以组织名义发出的,不可谓不慎重。在函中,他真诚感谢“勇忱仁兄”的“忠告”,并对万国红十字会“征集会员”的具体做法及管理措施,作了简要介绍。沈仲礼申明:“本会征集之(新)会员,均能恪遵会章(按:指红十字会章程),不预军务;而愿任义务之医员、干事、看护诸君,亦皆实心任事”;“设有作奸犯科、甘违会章者,自已失去会员之待遇,本会亦断无庇护之理由”。他向姚勇忱承诺,除了今后对会员“应严加限制”外,还将把姚的公开信,正式提交万国红十字会“中西董事部常会”研究。

一宗有关“红十字徽章”的信函交涉,至此告一回合。事情之后的演进如何,我们今天已难以考究。不过,有一点是肯定的——正是因为有了当年《申报》第七版上这样的一“致”一“复”,后人才终于有幸钩沉了辛亥英烈姚勇忱生前的亲撰文字,虽然它只是迄今唯一可见存世的寥寥203个字……

新闻来源网址:http://www.xhgmw.org/archive-57207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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